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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联书店出版金庸武侠小说始末创造大众读物经典

2018-11-10 05:51

原标题:创造大众读物的经典

三联书店出版金庸武侠小说始末创造大众读物经典

  金庸(1924一2018)

  金庸,原名查良镛,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。读中学期间遇抗战爆发,随校流亡,辗转求学,后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。1946年以后在杭州《东南日报》、上海《大公报》任职,并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法学系攻读。40年代末移居香港后,在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新晚报》和长城电影公司任职。后创办香港《明报》、新加坡《新明日报》和马来西亚《新明日报》,曾任香港明河集团公司、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长。从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里,金庸先后推出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天龙八部》等中长篇小说15部36册,计1100万字,赢得了“文坛侠圣”“武侠宗师”的声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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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金庸作品集”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三联书店出版金庸武侠小说始末创造大众读物经典

  《射雕英雄传》 金庸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  【光明书话】

  虽然没有人能对金庸小说拥有的读者数量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,但没有人会否认其作品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。有人称:“凡有华人处,人人读金庸。”此言并不夸张。但是,回顾金庸小说在内地的出版历程,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曾经比较尴尬的事实:因为主流文化对金庸小说的排斥,内地图书市场一度充斥着铺天盖地的盗版金庸小说,甚至还出现了冒金庸之名的“伪书”,这一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。

  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,以其精美的设计及编辑、印刷质量,相对低的价位,受到武侠小说爱好者的喜爱,直到今天,仍有读者向三联书店寻购。而此后,国内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的梁羽生、古龙等武侠小说作品,也纷纷沿袭了“三联版金庸”的整体风格,难怪有人戏称,三联版的金庸一统“武侠小说江湖”。而从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上来讲,三联书店出版的这套金庸武侠小说作品,不仅创造了大众读物的经典,也标志着金庸作品从此被纳入主流文化渠道。

  1、金庸与三联

  金庸以及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命运,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化。1979年以前,内地与香港虽近在咫尺,但书店书摊从未出现过武侠小说。

  改革开放后,中国文坛复苏,中国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也随即增多。1980年10月,广州《武侠》杂志首次连载了《射雕英雄传》,标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。

  其实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邓小平接见,此后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。但是长期以来,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有些人甚至将他与邓丽君列为两大“污染源”,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无数读者对金庸所构建的那个武侠世界的神往。正规出版渠道的阻塞,使得金庸小说盗版盛行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,错讹百出;还有人以“金庸新”“金庸巨”“全庸”等恶劣手法盗用、化用金庸的名字。长期被盗版所困扰的金庸本人也曾很无奈地说:“有人借用‘金庸’之名,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,我不敢掠美;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,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,大表愤慨。”

  到了80年代中期,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,把金庸武侠小说热推向新的高峰,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。1986年,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《读金庸》一文中说:“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、社会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,在当代侠义小说家的作品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。”在文末,他赞同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作“金学”。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出版界的重视,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。

  “大约是1988年左右,我们非常想出金庸作品。”沈昌文回忆。沈昌文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金庸迷,他也一直想方设法与金庸方面接洽上。“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”,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报人罗孚,他把包括董桥在内的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绍给了沈昌文。据沈昌文回忆,在罗孚的引荐下,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与金庸见过面,也与金庸谈了大概的出版意向,“回来后我打了报告给上面,希望能出金庸作品,但由于一些原因,导致这一意向流产。”

  1991年,已经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,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再续前缘。“我在香港工作期间,与金庸先生见过很多次面,我跟他谈由三联来出版他的小说,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”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认认真真地在内地出版其作品,另外他在香港对董秀玉的口碑也认可,于是双方一拍即合。

  2、文化金庸

  三联为什么做金庸?对于这个问题,董秀玉首先得给自己一个答案。“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,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。”董秀玉笑着回忆。她坦言:“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,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,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,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。”

  1992年底,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又调回北京,当时的三联还租了地下室作为办公室,经营状况仍然局促甚至窘迫。在这个地下室里,董秀玉疏理了一下发展战略,定下了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的发展蓝图:以本版图书为中心、打开通道、发展期刊群。在这个过程中,董秀玉从出版者的角度渐渐明晰了对金庸作品的看法:“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,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,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,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,我们不能只做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。但是不论哪个层面,我们都要做一流的。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,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。”

  董秀玉透露,其实在那个时期,梁羽生、古龙的版权代理人也通过种种渠道,表达愿把版权给三联之意。“但是我后来把他们都推掉了,不敢接。这样的书一做多了就完了,我得守住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。”其实董秀玉决定出版金庸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考虑。1992年,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,每年向外借钱度日。“金庸一套36本,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,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。”董秀玉说,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,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么大,但通盘考虑下来,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。